（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另有多个版本
老子所著《道德经》四十章曾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撇开这句话隐含的形而上学意味不谈，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律：任何学说也都是“有生于无”“从无到有”的。我的生态美学探索历程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2001年应邀去西安参加“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脑子里对于生态美学几乎是一片空白，主要是凭着好奇心去开会的。当时只知道两篇关于生态美学论文，一篇是俄国学者曼科夫斯卡亚1992年发表的《国外生态美学》，另外一篇是国内学者李欣复1994年发表的《论生态美学》。会议期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闻讯前来推销他们2000年刚刚推出的“生态文化丛书”，我得以购阅了徐恒醇的专著《生态美学》。但坦诚地说，这三篇文献，与会代表的发言，都无法使我形成一个清晰的生态美学定义，遑论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了。这就意味着，生态美学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还是个虚无缥缈的“无”。研讨会结束后，会议代表根据各自的兴趣兵分两路，一路去参观兵马俑，号称“秦俑派”；另外一路则去游览华山，号称“华山派”。我坚决地加入了华山派。我们一行七人，一致推举徐碧辉为掌门人，兴致勃勃向华山进发。攀登华山途中，一股莫名的学术冲动越来越强烈，“有生于无”那句话也强烈地激发着我的学术热情：既然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都是“无中生有”“有生于无”，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创造生态美学呢？与文艺创作不同，学术创造的前提是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因此，冲动归冲动，热情归热情，我接下来的工作还是认真细致地搜集国内外的生态美学资料。但是，21世纪最初的那几年，网络资源非常有限，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几乎没有，搜集国外生态美学资料几年下来一无所获。所以，我当时也像大多数学者那样，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6—2007学年。那一年，我有幸得到了杜维明先生的邀请，前往哈佛大学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我的学术焦点当然还是生态美学。凭借哈佛大学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和便利的检索工具，我搜索到了两篇题目中包含“生态美学”这个关键词的论文，一篇是韩裔美籍学者高主锡于1988年发表的《生态美学》[1]，另外一篇是美国学者戈比斯特于1995年发表的《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整合审美价值与生物多样性价值》[2]。这两篇论文让我如获至宝，特别是戈比斯特的论文，让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那就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我的生态美学建构从此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保罗·戈比斯特（Paul Gobster）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曾经担任国际科学杂志《景观与城市规划》（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的双人主编之一，现供职于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北部芝加哥研究站，同时在西北大学的环境政策与文化的项目中任客席讲师。戈比斯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家，其生态美学研究也不是书斋中的哲学思辨，而是来自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他在视觉资源管理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推动他去思考并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提到了三个例子：一是倒伏的枯木。由于原生林中的树木倒伏的样子不符合人们的审美偏好，因此在景观管理实践中，森林管理者通常采取修剪树枝、切断树干、焚烧林木、清除林地里砍下的枝丫等措施，减少倒伏的枯木给人造成的不愉悦感。然而如果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考虑，倒伏的枯木却有利于维持土壤肥力，保护昆虫、微型动物、微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促进树木和地被植物再生。人们往往偏爱生长茂盛的树，但在实际情况中，森林中的树木大多都不够高大、漂亮，而且就生物多样性而言，那些未倒伏的枯木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譬如为鸟兽提供巢穴。二是造林系统。通常来说，人们更喜欢未经修理的森林而不喜欢净伐区，喜欢欣赏参天大树搭配低矮的地被植物，但实际上，让树木形成多样的垂直结构，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而适当的森林管理可以做到这一点。三是净伐的面积、形状与分布。从审美的角度说，边缘整齐的小面积的净伐区比边缘模糊、大面积的净伐区更容易让人接受，然而戈比斯特指出，当大面积的净伐区被分割为多个小块区域时，食草动物和肉食动物更容易入侵森林内部，取代原有物种，而且这种做法也容易引起林火、风倒等现象。戈比斯特根据他长期的工作经验发现，以风景审美偏好为标准的审美价值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审美价值和其他价值（如生态价值）割裂开来，另一方面表明审美价值并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审美价值甚至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上述事实使得戈比斯特开始反思社会生活中主导性的风景美学（scenic aesthetics）的弊端，并试图提出一个超越风景美学的思想来指导景观管理实践，从而解决这一冲突。在他看来，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在于，改造以风景审美偏好为标准的审美价值，使其与生态价值相适应，从而构建一种具有规范性的、以伦理学和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简言之，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就成了戈比斯特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戈比斯特坦言，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是他思考生态美学问题的起点，他于1995年发表的论文的标题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正标题明确将利奥波德的美学称为“生态美学”，副标题则明确提出这种新型美学的要点是“整合审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这篇文章多处引用利奥波德。具体来说，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思想对戈比斯特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第一，利奥波德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审美观念。传统风景美学只关注自然在视觉上的特性，将自然看作静止的、如画的风景，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欣赏模式。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扭转了这种世界观，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伦理关系中——自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与人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大地伦理学要求人们从生态的视角理解自然，并赋予审美欣赏以是非对错之标准。利奥波德明确提出：“当一件事有助于维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它就是错误的。”[3]这句名言在美学史上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它让我们认识到，人们的审美并不是永远正确的，所谓的“美”与“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是密切相关的。利奥波德的上述思想一方面将17、18世纪以来的风景审美偏好之弊端凸显出来，为戈比斯特反思风景审美偏好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其大地伦理学为戈比斯特将生态美学同景观管理实践相结合提供了合法性，正如戈比斯特所说：“通过将美与生态稳定和完整结合起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为更好的、可取的景观管理提供了规范性的辩护——读书生活这种景观管理能增强森林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物和生态价值的可持续性。”[4]第二，通过将生态学知识融入美学，利奥波德初步解决了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传统的风景美学只关注自然在视觉上的、表面的特性，而利奥波德重视知识在审美欣赏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将生态知识引入审美，他揭示出生态系统有着深层的、内在的美，戈比斯特在其1995年论文中将其概括为“生态美”（ecological beauty）。与一般的“美”不同，生态美有许多肉眼看不见的复杂特性，它更为微妙、更具动态，而且具有高度的生物整体性。生态美将生态系统的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结合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以往狭隘片面的审美偏好。第三，利奥波德强调体验的重要性，认为积极地参与和体验，是欣赏、理解生态美，进而产生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途径，仅依靠书本知识无法真正理解生态系统之美。个体的切身体验有助于增强他对大地的理解和审美欣赏，人们只有与大地产生亲密的互动，并将其与大地联结起来，才能有意识地保护大地：“如果个体对土地有着温情的个人理解，那么他自己就能感知到大地不只是一个粮仓……他会看到整体的美和效用，知道这两者不可分离。”[5]在戈比斯特看来，体验有助于人们发现生态美：“持续参与其中的人通常会发现，这种参与最初是一种不常见的休闲活动，而后演变成人们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审美、象征和精神内涵。”[6]换言之，当人们动用多种感官和智力，而不是如风景美学一样，只关注具有视觉特性的风景时，人们才能明白生态系统中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构成生态整体性、具备审美特性的，而明白这一点有利于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系统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态系统管理实践实现。综上所述，通过将美学与伦理学、生态学相结合，利奥波德挑战了传统的风景美学，为戈比斯特批评以风景美学为主导的审美偏好提供了依据，为他整合审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提供了初步的思路。此外，利奥波德对体验的强调也为戈比斯特的森林景观管理提供了实践的方向。[7]客观地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并非理论著作，中西学术界通常都将之视为自然文学的代表作。这本书对于我的生态美学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上面所述的那些理论要点，更加重要的是，它让我认定了一种对象的客观存在，促使我从理论上反思并探讨这种对象的奥秘——这种对象被我概括为“生态审美欣赏”（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我认为它就是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审美体验是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学界定为“关于审美体验的理论”。体验（通常所说的“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审美体验与日常体验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这无疑是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用文学的手法，描述或记录了如下一种新型审美体验：基于生态学知识、在生态伦理引导下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应该被称为“生态审美体验”（ecological aesthetic experience）。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带着生态伦理意识去体验生命共同体中所有事物的时候，一种对于生命奇迹的欣赏之情便油然而生，因此，这种生态审美体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生态审美欣赏”，我在自己的论著中将之简称为“生态审美”。《沙乡年鉴》一书中记录的关于“生态审美”的事例很多，但对我造成最强烈冲击和感染的例子是“绿光”（Green Fire）。在“像山一样思考”一节中，利奥波德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高高的峭壁上，他和同事们正在吃午饭，一只母狼带着六只小狼出现了。小狼们喜气洋洋地摇着尾巴，嬉戏着搅在一起。那个年代，他们从来不会放过打死一只狼的机会。于是，在一秒钟之内，他们就枪弹上膛，瞄准射击。当他们打空手中的来复枪时，那只狼已经倒下了，一只小狼拖着一条腿，逃进了岩石中。当他们走到那只老狼旁边时，“正好看见它眼中闪烁着的、令人难受的、垂死时的绿光”。这道“绿光”深深刺痛了利奥波德，使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时我认识到，而且此后一直都知道，在这双眼睛里，对我有某种新的东西——某种只有她和山才能够明白的东西。我那时还年轻，不扣动枪的扳机就会手痒。我原以为狼少了，鹿就会多起来，没有狼的地方就是猎人的天堂。但是，自从看见了这绿光的死去，我感到，无论狼，还是山，都不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8]野狼的眼里散发的光芒通常都让人恐惧，但在利奥波德这里，却成了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从那片“绿光”中得到了一种深刻的洞察：人与自然之间需要一种伦理关系，他的“大地伦理”由此开始形成。我一直觉得，也正是这种伦理洞察，使得令人恐惧的“绿光”变成了一种“生态审美对象”：利奥波德不但不再恐惧它，反而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态审美体验。美国人还根据这段真实的故事，采用利奥波德档案室中的照片、通信和其他文献，制作了纪录片《绿光》。影片描述了利奥波德观念的形成和演化，探讨了它如何改变了一个人，如何影响了此后蓬勃展开的环境保护运动。“绿光”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在我构建生态美学的过程中发挥着引领性作用。对于“绿光”的审美欣赏涉及很多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比如，生态学知识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生态认知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带着生态伦理的感知，又会促使人们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这种生态感受，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生态审美体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态审美”这个关键词所涵盖的问题，生态美学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回答。正因为这样，过去20年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成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态批评的理论问题及其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9JJD750005）的阶段性成果。][1]Jusuck Koh, An Ecological Aesthetic, Landscape Journal 7 (2), 1988.[2]Paul Gobster, Aldo Leopold’s Ecological Esthetic: Integrating Esthetic and Biodiversity Values, Journal of Forestry 93 (1995).[3]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224-225.[4]Paul Gobster,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s, in Sustainable Ecological Systems: Implementing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Land Management, Flagstaff: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Rocky Mountain Forest and Range Experiment Station, 1994, 246-55.[5]J.Baird Callicott and Susan L.Flader (eds.),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336.[6]Paul Gobster, Aldo Leopold’s Ecological Esthetic: Integrating Esthetic and Biodiversity Values, Journal of Forestry 93 (1995).[7]本节内容参见程相占主编：《西方生态美学史》第七章“保罗·戈比斯特”，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该章由笔者与李鹿鸣合作撰写。[8]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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